作者：李留文
洪山真人原是一位仁慈及于牛马的孤苦农夫，殁后被乡亲们奉为牛马牲畜的保护神。明代中期洪山庙已经遍及中原各地，香火旺盛，其祖庭密县洪山庙庙会也因此成为一处大型的药材交易市场，是同期沿太行山、伏牛山东麓南北分布的众多药材市场中最为繁荣的药市之一。然而，当乾隆初期洪山庙药市臻于鼎盛之时，却被禹州取而代之。禹州迅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型药材集散地，密县洪山庙药市却趋于衰落。两地药市的消长变化与洪山信仰相互交织，显示出专业市场的独特性，非施坚雅市场理论所能概括。此个案研究也对许檀市场层级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洪山庙位于新密市大隗镇洪山庙村。大隗这个名字非常悠久，《庄子·徐无鬼》有“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说法，具茨山在新密与新郑交接处，亦名大隗山。《山海经笺疏·中山经》(郝懿行笺疏，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8页)云：“又东三十里曰大騩之山，其阴多铁、美玉、青垩。”“騩”通“隗”，“大騩之山”即大隗山。汉初置密县，县治即在大隗。隋代，因洪水泛滥，密县县治他迁，大隗遂为镇。大隗镇古有大隗真人祠，供奉大隗真人。《金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7页)云：“密有大隗山、溱水、洧水。镇二：大隗，鏁水。”可见金代大隗依然是密县重要的集镇。，是一处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虽然今天的洪山庙不过是一处默默无闻的乡村庙宇，但却有着辉煌的历史。明清时期洪山信仰和洪山庙遍及禹州、许昌、汝州、西华、鹿邑、开封、通许、郾城、鄢陵、太康、沈丘、登封、荥阳、亳州等中原各地，大隗洪山庙村的这座普通庙宇就是其祖庭。而且，明清时期洪山庙清明节庙会曾经长达一月之久，是一处重要的药材交易市场，在中原地区药材贸易及药材市场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施坚雅的市场空间体系和层级结构理论曾激发了国内学术界极大的研究热情，使区域市场体系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些研究多以某一区域的市场体系为研究对象，如樊树志关于嘉定的研究。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王庆成关于华北的研究。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刘永华关于莆田的研究。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这些成果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对施坚雅的模型进行了有效的修正。许檀则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对明清商业市镇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进而提出了明清时期全国性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的观点，影响巨大。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然而，所有这些研究都很少涉及到专业市场的问题。明清时期药材贸易极度繁荣，形成了众多的药材专业市场，是全国性市场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洪山信仰提供了中原地区药材贸易的一些资料，弥足珍贵。笔者试图通过对洪山信仰的研究，揭示明清时期中原地区药材贸易的具体情况，以期从一个新视角理解明清区域社会发展的脉络。
洪山庙里供奉的是洪山真人，关于他的来历说法纷繁不一。许敬生、杨建敏均认为洪山真人是一位生不逢时的进士，隐居乡野，医术高明。许敬生、刘文礼：《郑州新密洪山庙及洪山真人考》，《中医学报》2012年第2期；杨建敏：《河南新密药王信仰与药王庙考证》，《中医学报》2011年第3期。。但这一说法缺乏细致的考证，不足为信。笔者认为，洪山真人的真实身份是一位为人耕田种地的贫穷佣工，当地叫“使牛郎”，以下试述之。
洪山庙内《密县感应洪山神庙之碑记》云：“据谢村故老相传，谓神姓顾，生元末时。其为人也，惟善是嗜，惟德是行，务农以食力，甘穷而弗耀。尝使牛于垅亩之间，牛或不行，公不忍鞭扑，辄跪拜之而俾行，悯牛之力，每佣工于人，贸钱物市料草以饲之，牛虽物也，感公之至诚慈仁，亦顺为之用矣。……积累之深，一旦于司牧之际，端坐于冈之岩洞而逝。乡人感公之异，建祠以奠其主，故颜之曰：洪山神之祠焉。”。罗麟：《密县感应洪山神庙之碑记》，明成化元年，碑存新密市洪山庙内。洪山信仰本身就是源于民间，“故老相传”，这里应该是最权威的说法。而且，此碑立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距离元末不过百年，可信度较高。
洪山真人的牛郎身份不仅仅是口耳相传，还有文字资料以为佐证。明正德年间的《密县铸成感应使牛郎洪山铜像碑记》记载：“尝□竖以石碣，□大元至正元年，孝孙男乡贡进士陈璧、陈瑄传述之。谓祖陈□□黄州知制，彼时也携□使牛郎之神，顾姓，失其字讳。故□□□之神之为人天性仁慈忍辱，常□救人之心，节身时食，清净自活，每有愍物之量，身虽□□，而修善之心□闻远近，人人愍其勤苦。”。陈纲：《密县铸成感应使牛郎洪山铜像碑记》，明正德十一年，碑存新密市洪山庙内。此碑历经六百年风雨剥蚀，部分文字漫漶，故词意略显模糊。好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重修洪山庙金粧神像并于老爷施地碑记》有所转述：“质之陈氏茔内石碑铭，岁进士陈瑄、陈璧传述之谓：乃祖任黄州知制时，偕神至密，顾姓，失其字讳云云。”。张星耀：《重修洪山庙金粧神像并于老爷施地碑记》，清康熙五十三年，碑存新密市洪山庙内。比对两碑，其中的故事清晰起来：由“乡贡进士”陈璧、陈瑄追述，其祖上曾在黄州为官，辞官还乡时，偕顾姓“使牛郎”同来，即洪山真人。到密县之后，洪山真人为人佣耕，虽自己衣衫褴褛，却天性仁慈，爱惜耕牛，所以“修善之心□闻远近，人人愍其勤苦”。这为洪山真人的牛郎身份提供了更可靠的史料依据。
洪山信仰发展很快，至明中期，洪山庙已经遍布中原。各地方志所提供的信息也进一步证明了洪山真人的牛郎身份。《禹县志》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董九贡所撰《牛郎祠记》云：“牛郎元末人，为人佣而食牛。以耕牛不行，不忍鞭棰，辄跪拜，牛解其意，即行。主人与之值，不受，惟祈豆而食牛。夫为人佣而爱人之牛，亦尽职矣。”。民国《禹县志》卷10《祀典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931—932页。《古今图书集成》引《开封府志》云：“洪山真人，密县人。元初混迹耕牧，为人佣工，以所得易豆饲牛。牛或不行，跪拜于前，不用鞭策，牛即解意力拽。后得道，趺坐于汜水之金谷堆，瞑目而逝，汜人称为使牛郎，因立庙焉。”。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255卷《博物汇编·神异典·神仙部》，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509册，第56页。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隐居乡野的落难进士之说呢？密县洪山庙内一通乾隆三年(1738年)的碑刻一语道破其中缘由，“洪山庙真神，宋末元初之隐君子也，庶人不知，以牛郎论之，太过矣。”。《敕封洪山普济观真人墓碑》，清乾隆三年，碑存新密市洪山庙内。“以牛郎论之，太过矣”，其实不是有新的证据推翻旧说，而是以情揆之，心理上不能接受：万民膜拜的神灵怎么可能是一位卑贱贫穷的牛郎呢？此说出于清代，体现了民间社会的变迁。明初，朝廷大力推行学校、科举制度，推动上层文化在民间普及，晚明时，贡举生监等士绅队伍壮大，引导了乡村价值观念的变迁。于是，有人开始为洪山真人包装，给他披上一层光鲜的儒服，列名于士林。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位贫穷卑贱的牛郎如何可能摇身一变而为万民顶礼膜拜的神灵？综合上述碑刻史料，有三个因素促成了洪山真人由人到神的转变：其一，这位顾姓牛郎并非土著，而是从外地迁来。一般来说，外来人口总非知根知底，易于产生神秘感。其二，常人难以做到的慈爱。其三，趺坐而逝的奇异离世方式。正因为如此，在顾姓牛郎去世之后，乡民奇其人，神其事，故而立祠供奉。
洪山真人最初的祭祠是一个祀垌(当地人把窑洞成为垌)。据大隗洪山庙碑刻的说法：“其祀垌建于大元至正二年七月十三日。迩来时雨颓坏，密县宫泽保府吏张铸携男张学孔、学闵与道士陈青慈施财更新以为妥神之所，重修于万历二年闰二月二十三日。”。张学水：《重修洪山祀祠记》，明万历十三年，碑存新密市洪山庙内。该碑刻立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去元至正二年(1342年)已有240余年，撰文者居然能够把祀垌初创的时间写得如此具体，说明至少在明万历年间还可以看到元至正二年创建祀垌时所留碑刻之类的文字材料，也说明最迟元至正二年已经有了洪山真人的祭祀场所，虽然只是一个简陋的窑洞。今天的洪山神殿后紧挨着一座高冈，大殿神像后有一窑洞就挖在这个山冈之内，当地人称为“神仙洞”，应该就是当年的“祀垌”。洪山庙大殿可能就建在原来祀垌稍前的位置上。
洪山真人离世后不久，疫病流行，大量牲畜倒毙。碑刻资料记载：“(洪山真人)出阳身时，天下牛马大疫，普济保全，于社稷有功，天下蒙其惠者清明之日不约而同，祀者数千人。”。张天经：《重修洪山庙台基记》，明隆庆六年，碑存新密市洪山庙内。这场疾疫和灵应故事使牛郎成为“祷之辄应”的牛马牲畜保护神，密县洪山庙清明庙会也因之初步形成。
综上，洪山真人本姓顾，大致生活于元代，由黄州迁来密县，耕田为生，爱惜耕牛，人所不及，后端坐而逝，乡民神异之，崇奉祭祀，遂成为护佑牛马牲畜的民间神灵。
由于史料的阙如，我们对于洪山信仰在明初的发展状况知道的很少。洪山庙内成化《密县感应洪山神庙之碑记》为我们了解洪山信仰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迨及今朝，灵风大振，而四方之人凡有嗣续之艰、畜产之耗以及疾疫患难，不远千里络绎而来，祷于祠，四时灯烛荧煌，篆烟叆叇，无顷刻之息，而其间如云集蜂聚之盛，尤在于每岁之清明焉。”又及：“今日庙貌巍峨，神仪严雅，而远近见闻无不钦仰，而所缺者，公之懿迹未勒于石，粤有密之道会孙友道至诚好善，寅奉灵祇，特起丹衷，敬施琬琰。”。罗麟：《密县感应洪山神庙之碑记》，明成化元年。这段文字提供了如下三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明代前期，洪山信仰已经非常兴盛。此碑立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内容是庙会司道会孙友道追记洪山真人的懿行神迹。成化年间洪山庙早已经是“庙貌巍峨，神仪严雅”，必定以旺盛的香火和众多的信徒为基础。这也正好同碑文四方信徒“不远千里络绎而来，祷于祠，四时灯烛荧煌，篆烟叆叇，无顷刻之息”相互印证。
接下来的信息则进一步印证成化碑所说的四方信徒“不远千里络绎而来”绝非虚语。今洪山庙大殿内有四根巨大的盘龙石柱，精美绝伦，每根柱子上端均刻有捐献者的信息和捐献时间。其中一根上的文字如下：
山西泽州镇宁坊义官范之璋妻陈氏
男：范宗治 男媳：朱氏 次男：范宗玉 男媳：徐氏 三男：范宗英 男媳：王氏 孙男：小收群 小孙见
大明国正德六年十一月十日丙辰吉日 刊字：黄羲
另外三根石柱的捐献者分别是“河南开封府钧州红畅都安庆里善人张进”“山西省潞州□□县东□杨里义官张海”“河南省开封府登封唐庄三里善信张宗”和他们的家人，时间均为“正德六年(1511年)十一月十日丙辰吉日”。可知，正德六年洪山庙有一次很大规模的修缮。这四根蟠龙柱的捐献者分别来自山西泽州、潞州和河南的登封、禹州(旧称钧州，避万历皇帝讳而改禹州)，说明洪山信仰已经超越密县本土，延伸到山西泽、潞两州，形成了一个覆盖上千里范围的民间信仰。
第二，元末形成的洪山庙清明节庙会继续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民间庙会。碑文“四时灯烛荧煌，篆烟叆叇，无顷刻之息，而其间如云集蜂聚之盛，尤在于每岁之清明焉”，短短数句，把当时洪山庙的香火和清明节庙会人山人海的盛况描述了出来。万历年间的碑刻对清明节庙会的状况又有进一步的说明：“(洪山真人)威灵振古今而无间遐迩，进香每岁清明者万有余人矣。”。张学水：《重修洪山祀祠记》，明万历十三年。
洪山庙会药材市场最早起于何时，因缺乏确凿的史料，尚无从考证。庙会往往就伴随着贸易，洪山庙在明代前期就已经形成了规模很大的庙会，而且其信仰范围涉及上千里的区域，所以在庙会形成之初可能就会有土特产的交易。而药材是密县重要的土产，密县位于嵩山东麓，为浅山丘陵区，盛产中草药。《密县志》中列举了香附、益母草、菟丝子、远志、金银花等当地盛产的22种中药材，其中“金银花”一目中特别加了注释说明：“西北乡种植颇多，土人因以为利”。民国《密县志》卷13《实业志·物产》，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嘉庆《密县志》卷11《风土志·物产》中也提到：“金银花，鲜者香味甚佳，山中种植者多，颇获利。”。金银花性寒味甘，清热解毒，是治疗呼吸道感染的良药。而密县的土壤、气候非常有利于金银花的生长，因之种植历史悠久。又因为洪山真人的神格扩展至对于“疾疫患难”的救治以及信众求医拜药的悠久习俗，所以洪山庙会药材贸易或许就起源于明代前期。
李堂药王庙的史料也为此提供了一些旁证。李堂村位于密县东南8公里，南距洪山庙17公里。该村药王庙远近闻名，庙内供奉岐伯和孙思邈。传说岐伯是黄帝的药师，而密县、新郑一带是传说中的轩辕丘，所以岐伯的传说与黄帝的传说纠合在一起，在密县民间流传甚广。李堂药王庙庙会在每年农历的九月十五至二十二，共八天时间，也是明清时期一处很大的药材交易市场。庙内遗存碑刻30余通，最早的是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重修药王庙神祠碑记》。杨建敏：《河南密县药王信仰与药王庙考证》，《中医学报》2011年第3期。，提及该药王庙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药材交易市场，那么它的起源最迟应该在明代前期。因为李堂药王庙和大隗洪山庙两地相邻，情形相近，可推定洪山庙的药材市场有可能在明代前期就已开始形成。这同唐廷猷的研究基本一致，他认为明代是全国药材交易市场形成的重要时期，有些药材市场明初已经开始形成。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95—96页。。
如果说以上论述更多的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话，以下史料则毫无疑问地证实洪山庙药材市场的历史久远。洪山庙有《重修药王庙记》云：“普济观有东西两殿，东殿内药王之遗像存焉，第神之凭依于兹也。当其始仅与关帝配享耳，自元迄今未之有改也。迨雍正年间建关帝□观东，而神方独居其尊矣。然而神像未迁于中央，栋宇尚嫌其卑隘。道人高和鸣用是募化赀财重修，今日者规模再易，而庙貌焕然毕新，丹获更张，而神像肃然可敬，于以妥灵爽而凛观□也。”。寇国枢：《重修药王庙记》，清乾隆十七年，碑存新密市洪山庙内。据此可知，洪山庙内供奉洪山真人的大殿之东有东殿，供奉药王和关帝两位神祇。至雍正年间，另建关帝庙，东殿遂成药王独享之殿，乾隆初年，药王殿被重整一新，药王神像也被安置于大殿的正中央独享香火。药王的供奉毫无疑问是洪山庙会药材贸易的一个反映。而且药王一开始就是同关帝并列，同享香火。关帝常为商人、尤其是晋商所崇奉，药王同关帝并祀于同一座大殿内，使我们联系起正德六年洪山庙大殿修建时山西泽、潞两州善人的捐助，似乎一直有山西人的影子。洪山庙内药王的供奉起于何时？碑文中讲“当其始仅与关帝配享耳，自元迄今未之有改也。”可见药王殿为明代遗物，应无疑问。
洪山庙内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所立碑刻则进一步展现出洪山庙药材市场的真实状况。在洪山庙药王殿重修大约十年后，洪山庙药材市场受到来自禹州药材市场的巨大冲击，遭遇到空前危机，密县知县修整市场基础设施，留下这一碑刻。其中有言：“密东之有洪山庙，自元明迄今照临四百余年，每值清明佳节，人萃八方，不减齐门毂击，商来千里，何啻梁苑药笼，盖盛会甲中州云。”。张森吉：《重兴清明盛会碑记》，清乾隆二十九年，碑存新密市洪山庙内。寥寥数语勾勒出洪山庙药材市场的悠久历史和宏大规模。碑文之后不仅有密县知县“池阳马渭”、盐捕“王世经”和“经管庙宇道会司道会张教庆”的题名，而且有“药商会首赵进绅等六名会首的题名”，说明洪山庙药材商人存在一套组织系统。碑阴则有大量药材商号和商人的题名，如“覃怀和顺号”，“广药行同□号、□兴号、□顺号、顺兴号、正兴号”，“亳州同兴号、万成号、复生堂、弼发号、永福号、至成号、张国兴、赵荣□、万育堂”，另有西药行、怀药行的药商和山西、江南、陕西、四川、许州、柘城、单县等地药商的题名，整个碑阴密密麻麻写满了药商的字号。此时，大隗洪山庙药市受到冲击，众多药商已经开始转移至禹州经营，但仍然有如此众多的药商题名，可见该药市曾经的繁荣。而且，在此经营的药商来自四川、山陕、江南、亳州等广大地域，说明洪山庙药市已经从一个初级药材收购市场，逐步演变为腹地范围遍及全国的重要药材集散地。然而，禹州半路杀出，大隗洪山庙药材市场的光彩黯然消褪。
明清时期是中原地区药材市场形成的重要时期，大隗洪山庙只是其中之一。河南地区的药市，除了洪山庙和前文提及的李堂药王庙之外，还有汜水卢医庙药市、辉县百泉药市以及禹州南关药市。
汜水卢医庙位于汜水城东南约5公里的上街村。上街本为西周封国东虢所在，传说扁鹊路过此地，医好了东虢太子的疾病，虢人在此建庙纪念。“汉鸿嘉三年，土人吕衍修之”，历代修葺不断。乾隆《汜水县志》卷2《建置》，清乾隆九年刻本。。明清时期卢医庙香火旺盛，形成了每年农历四月、十月各半个月的药材大会。百泉药材市场位于辉县百泉。百泉是卫河之源，景色秀丽，人文荟萃。此地有卫源庙，始建于隋，历代均有增修，每年农历四月八日庙会，香火旺盛。明代此地开始出现药材贸易市场，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众药商醵金创建药王庙，药商云集，交易兴旺。禹州南关药材市场出现得比较晚。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五年，禹州知州刘国儒招徕药商起药市于禹州城内南街，时有晋商专卖海南参、血竭、沉香等贵重药材，称‘洋货棚’。”。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因此，不同于上述几个药材市场，禹州药市不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官府出面招徕药商而形成的。此外，内乡县马山口、河内县圪垱坡(今属博爱县)等地的药材市场也有很大的规模。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这些药材市场多位于太行山、伏牛山等西部山地与东部平原的交界地带，从南向北，呈带状分布。西部多丘陵、山地，地形复杂，各种动植物资源和诸如朱砂、雄黄、麦饭石之类矿物资源丰富，药材产量大，而东部平原人口稠密，城镇密布，药材需求旺盛，故而在山地和平原交界地带一些禀赋较好的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药材交易市场。
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些药材市场都是由庙会发展而来，有深厚的民间信仰基础。洪山庙药市因洪山信仰而兴，李堂药王庙药市因岐伯信仰而兴，百泉药市因卫源庙河神信仰而兴，上街药市因卢医信仰而兴。把目光放到其他地域，安国药市因邳彤信仰而兴，亳州药市因神医华佗信仰而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古已有之。
这些药材市场在兴起之初，可能都是作为中药材的初级收购市场而存在的，差别不大，但在不断的竞争中逐渐产生分化。洪山庙药材市场凭借其兴盛的民间信仰资源逐渐在众多药材市场中占领先机，至乾隆初年臻于鼎盛，成为一个腹地辽阔的药材集散地。然而，也就在此时，洪山庙药市开始受到来自禹州的严峻挑战。
禹州位于伏牛山东麓，北邻密县，境内有山地、丘陵、河谷平原，地形类型多样，中药材资源丰富，盛产禹白芷、禹南星、禹白附、丹参、板蓝根、柴胡等药材，但禹州直到清初都缺少有影响的药材市场。虽然在追述禹州药市历史的时候，禹州人总是说：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诏令全国药商到禹州集结。《禹州中药志》(第10页)提及：“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诏令全国药商集结至钧州，钧州成为全国性药材市场。”按：钧州即禹州，因避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之讳，改名禹州。，实际上这种说法并没有文献依据，更多地反映出禹州人的一种药市情结。
禹州药市的源头可以上溯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知州刘国儒招商创建南关药市。此时，毗邻的洪山庙药材贸易已经非常红火，禹州南街药市人气不旺，影响力很小。乾隆十三年(1748年)，禹州通判何缵再次招商。文献记载：“先是，药市设于密县之洪山庙，十三年州判何缵招来商人，设于禹之南街。”。道光《禹州志》卷2《大事记下》，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第201—202页。也就是说何缵招商的主要对象是密县洪山庙的药商，他试图通过挖密县洪山庙墙角的方式来振兴禹州药市。对于这段历史，后来的禹州药商也在不断述说：“禹郡药材会之兴也，盖始于乾隆二十七年，州副堂何公精堪舆，善风水，赏览郡城之形势，嵩岭佳气，蜿延而来，远环近抱，清颍绕流，其人则敦朴，尚信义，多智行。慨然曰：钧台阳翟，岂但古擅名胜，知此后富庶足资，必当商贾辐辏，而俨成一大都会者。于是，谋诸绅商，佥以密邑洪山庙药栈请至禹，定议每年春、孟秋、仲冬十一月三期会以倡之。此其滥觞也。”。孙彦春主编：《禹州中药志》，第258、10、191页。这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禹州十三帮药商所立《十三帮创始碑记》中的一段文字，反映了禹州药商关于药市的历史记忆。虽然他们把时间误记为乾隆二十七年，但关于何缵招徕密县洪山庙药商、再造禹州药市的记述是一致的。
其实，禹州自有其举办药材市场的优势所在。同密县洪山庙相比，它同样拥有丰富的药材资源，而且还具有密县洪山庙无法企及的优势。洪山庙所在是一个小村庄，至今不过数十户人家，而且沟岭相间，道路多有崎岖难行之处，很难为客商提供良好完备的食宿和钱庄金融服务。禹州则不然，传说其为夏禹都城，秦时为颖川郡的治所(时称阳翟)，清雍正年间曾经一度由散州升为直隶州，是中原地区一处繁华的城镇。颍河从西北往东南，贯穿禹州全境，河谷开阔，道路平坦，交通便利。
即便具备如此良好的基础条件，为什么禹州数代人努力举办药市的愿望总不能遂意？放眼明清时期全国药材市场可以发现，各地药市均拥有强势的民间信仰基础：安国有邳彤信仰，樟树有葛玄、张道陵等道教信仰，亳州有华佗信仰。没有这些信仰作基础，即便是通都大邑，民间有着旺盛的药材需求，也很难形成大型的药材集散地。禹州南街药市所缺的正是这种民间信仰资源。乾隆二十七年禹州药市迁址后勃然而兴，缘由也在于此。具体地说，以下两个因素与西关药市的兴起有关：
其二，禹州的洪山真人信仰。禹州毗邻密县，洪山庙在禹州有众多的信众前文已及，正德六年修建洪山庙大殿时，就有禹州善人的慷慨捐助。今洪山庙内，还留存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清明时节“大清国河南开封府禹州城东北二十五里子金各里人氏”所立的“金粧坐化洪山神像碑记”，仅会首就有二十八人，可见香会规模之大。《重金粧坐化洪山神像碑记》，清康熙三十八年，碑存新密市洪山庙内。。禹州信众不但组织香会到密县洪山庙朝拜进香，而且在本地请神建庙。据顺治《禹州志》记载：“洪山庙，有二，一在州西关外禁沟北崖，一在州西南隅。”。顺治《禹州志校注》卷9《建置·庙宇》，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39页。“禁沟北崖”今“在县城西0.5公里颍河南岸，属西大街办事处。”。《河南省禹州地名志》，禹州市地名办公室内部资料1988年版，第32页。“州西南隅”者就是禹州城内的洪山庙，今已不存，但今禹州城内仍有“洪山庙街”，应该就是当年洪山庙的大致所在。
从地理位置看，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禹州药材市场从南街迁至西关，也就是骡马大会的所在，位于老城西门外聂政台附近，西去“禁沟北崖”洪山庙不足一里，东距城内“西南隅”洪山庙数百米之遥，也就是说迁址后的药材市场正好位于两座洪山庙之间。这恐怕不是一种偶然，或许能够为我们理解禹州药市的兴起提供一些蛛丝马迹。禹州数十年一直努力举办药市，甚至不惜挖人墙角，却不能成功，一旦不景气的南街药市迁址两座洪山庙之间的西关，即勃然而兴，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洪山信仰在其间的角色。密县洪山庙药市本身就是因洪山信仰而兴，而禹州药市又是从密县洪山庙迁移而来，所以禹州洪山庙为药市在两地的顺利转移提供了信仰基础。后来，禹州药市逐渐从西关向城内迁移，“州西南隅”的洪山庙成为整个药市的核心区域。这被禹州人的回忆所证实：“建国前，禹县城内被称为‘药行街’的洪山庙街，南北两厢，药行招牌毗邻，人来车往，川流不息。”禹州最大的恒春药庄就位于洪山庙街上。王树廉、贾应乾、王庚臣：《禹县药业之首——恒春药庄》，《禹县文史资料》第2辑，禹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版，第109—110页。
禹州利用西关洪山庙成功“招商”之后，密县洪山庙药商陆续迁来，禹州药市迅速发展。由开始的春季大会扩展至春、秋、冬三个大会，药商逐渐分化出资本雄厚的药庄、代客买卖从而收取佣金的药行、拆整卖零的药棚和制售成药的丸散店。这些药庄行店逐渐迁入城内，形成了以洪山庙为核心延溢至整个西城区的常年药市。
州药市的竞争导致了密县洪山庙药市的衰落。从《重兴清明盛会碑记》可以看出当地官绅应对禹州的挑战并极力恢复药市的努力：密县洪山庙“地面四围皆沟，加以雨水频仍，市基半就坍塌，覃怀川广江淮各商遂不免别就康庄，则其势亦渐衰矣。”这里所说的康庄应该就是禹州。为此，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春，“邑侯马明府慨然以扶衰起废为念，调理市廛，□贸易之要地，平治道路，拓往来之冲衢。复谕附近居民依前招致旧商，商人闻之莫不于于而来，一呼百应，动若鸣雷，千□万□，奔如集雨。或欲建庙异域，要各商而分其利，能如是之人心□图形势不摇也哉？”知县亲自出面，平治道路，招致旧商，以图力挽颓势。但药市迁禹已是大势所趋，密县官绅力挽颓势的努力已经于事无补。
药市迁禹后，密县洪山庙清明节庙会仍在进行，但会期从一个月缩减为三天；药材交易仍在进行，但已无秦晋川广的大客商，主要是禹州的药商前来采购药材原料。每界会期，“禹州药材行在庙会上设立固定摊点，收购中药材，会后运回禹州炮制。”密县洪山庙和附近的药王庙一样，成为禹州药市的初级药材收购市场。
回顾洪山庙药材市场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洪山庙村不过是一处偏僻的小村庄，沟壑纵横，道路崎岖，既非区域中心地，又非交通要冲，却发展出一个曾经覆盖陕甘、川楚的大型药材市场，这是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除了当地的中药材资源之外，强势的民间信仰资源也在洪山庙药材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禹州和洪山庙两地药市的地域竞争和此消彼长过程中，更显示出人的因素对于市场变迁的意义。这一个案提醒我们：在市场研究中，仅仅依靠模型的建构或者某一空间中集市数量和层级的分析可能不足以概括像药材市场这样的专业市场，也无法充分展现市场的丰富多样性。
总之，洪山真人原是流落到密县的农夫，佣耕而食。因为施及耕牛的仁爱，因为端坐而逝不同寻常的离世方式，死后被乡民供奉，成为牛马家畜的保护神。洪山信仰兴起于元末，明代前期已经播及中原各地。密县洪山庙香火旺盛，其清明庙会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一处药材交易市场。
明代中后期，沿太行山、伏牛山东麓形成了一系列中药材交易市场，从南向北呈带状分布。密县洪山庙药材市场是其中的一个，因其强势的洪山信仰支撑而在众多药材市场中占据先机。然而，正当洪山庙药市走向鼎盛的时候，却遭遇到来自禹州的激烈竞争。乾隆二十七年禹州药市取代洪山庙药市，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覆盖辽阔地域的大型药材集散地，而洪山庙药市则走向衰落，沦为初级的药材收购市场。
禹州药市取代洪山庙药市，固然有其自身的交通和基础服务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在于对洪山信仰和西关骡马大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洪山庙药市的兴起以及地域竞争背景下的空间转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变迁的鲜活案例，说明药材这样的专业市场的兴衰变化具有偶然因素，民间信仰以及人的活动等人文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单纯的空间静态分析不足以概括。同时，这一个案也从专业市场的角度对许檀的市场体系理论提出了修正。
李留文(1968- )，男，河南中牟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